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：

郑人有且置履者，先自度而置之其坐，至之市而忘操之，已得履，乃曰：“吾忘持度。”反归取之。及反，市罢，遂不得履。人曰：“何不试之以足？”曰：“宁信度，无自信也。”

“郑人买履”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，郑国有个准备购买鞋子的人，先自己量好尺寸并将尺寸放在座位上，到去集市时却忘了拿那尺寸，已经选好了鞋子，却说：“我忘记拿尺寸了。”回家取那尺寸。等到返回来，集市已经罢市了，于是没有买成鞋子。有人说：“为什么不在脚上试试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宁愿相信尺寸，不相信自己。”

轩羲配图：郑人买履

韩非子讲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应当学会灵活变通，不能太过执拗迂腐。

然而，轩羲对这个故事要讲的道理的兴趣并不浓烈，倒是十分好奇郑国人是如何测量鞋子尺寸的。

带着这个疑问，对古人的一些测量长度的方法、工具进行了梳理，供大家一起学习、探讨。

“布手知尺”，古代人最早用于测量长度的工具就是人的身体。

古往今来，我们的生产生活都与测量密不可分，但受限于生产力水平，长度测量对于古时候的人来说绝非易事，往往耗费了很多精力，却效果不好。

那古代人最先是用什么东西测量长度的呢？最直接、简单、粗暴的办法——人的身体。

《孔子家语》对古代用身体作为测量工具做了记载：“布手知尺、布指知寸，舒肘知寻，斯不远之则也。”由此可知，古人已经有了长度的概念，并测对长度进行了规定，拇指同中指一叉相距，为一尺；中指节上一横纹，为一寸；两臂伸长，为一寻。

轩羲配图：孔老夫子

然而，用手或者手臂测量长度很受限制，如果用于分田测量长度，用手去丈量，则很不现实，于是便用上了腿脚。

秦国商鞅变法时曾规定，“举足为跬，倍跬为步”，意思就是单脚迈出一次为“跬”，双脚相继迈出为“步”。“跬”和“步”便在早期社会中盛行，广泛运用在土地测量上，耳熟能详的“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”，也是从这里来的。于是人的腿脚变成了测量长度的工具。

然而这时的长度单位“步”或“跬”，都存在因人而异的弊病，没有统一的标准。

为了消除因人而异的争议，便有了用名人的手脚长度作为统一的测量标准，作为最早的法定长度单位。《史记•夏本纪》中记载大禹“身为度，称以出”，可见名人大多是国君，正如大禹，然而如果真的让大禹满世界跑着去测量长度的话，那还是国君吗？就是个测量员，这样的话还是国君吗？

轩羲配图：大禹治水

为了解决这样一个新问题，用于测量的工具便诞生了，虽然也出现了用绳子作为测量工具的阶段，但尺子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尺子的材质也多种多样，象牙尺、骨尺、木尺、铁尺、铜尺、皮尺等等。

尺子的出现，是长度测量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

《汉书·律历志》对汉及以前的度量衡作了整理，其中对长度的单位进行了说明，保留了寸、尺、丈三个，并在寸位以下加一“分”位，丈位以上加一“引”位，都是十进，这就是所谓五度。尺也作为五个单位中最为重要的一个，像今天的米一样，由此也产生了以尺为名的工具“尺子”。

《史记•夏本纪》中记载夏禹治水的故事曾提到，“左准绳，右规矩，载四时，以开九州，通九度道”。这句话中的“准”是测高度的，“绳”是量长度的，“规”是画圆形的，“矩”则是画方形和三角形的。可以推测这里用于测量的工具已经出现，是不是尺子就不得而知。

河南殷墟中出土的两件商尺，成了殷商便有用尺子作为测量长度工具的强有力证据，这两件商尺分别是象牙和兽骨磨制而成的，表面没有任何装饰，上面标有等长的十个单位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寸”。

轩羲配图：古代的尺子

再往后，便是作为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，战国至秦汉容量、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的国宝级文物——战国商鞅方升，它也为秦统一六国后造量器的基础。后来又在河南洛阳商代故址发现了铜尺，它与商鞅铜方升所推测出的尺寸非常接近，二者互相印证。

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度量衡，但迄今为止仍未发现秦尺事物，目前的秦尺长度便是用商鞅铜方升推算的。

历史再往后推移，历朝历代都有了自己的尺子，西汉错银铁尺、王莽时期青铜卡尺、魏晋时期的精美骨尺、隋朝的开皇官尺、唐朝的红牙拔镂尺、宋朝的三司布帛尺、明朝的角制尺、清朝的营造尺等，宋以前的尺子除了材质有变化以外，长度也随之递增，宋以后，尺子的长度没有发生太大变化。

轩羲配图：唐朝的尺子

尺子的出现，确实解决了古代人在长度测量的难题，成为了人们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测量工具，以致尺子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仍得到了广泛运用。

“记里鼓车”，远距离、超长度测量的智慧结晶

现在人们的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，尤其是在人们拥有私家车之后，在有空闲的时间时一般都会去远方玩耍。即使在一个非常陌生的城市，也不会找不着北，因为有地图和导航，它们会告诉你目的地距离你所在城市的距离。

那么古代面对这样的远距离、超长度是如何测量的呢？显然再用双脚或不足半米的尺子进行测量是极不实际的，然而同样受限于生产力，这也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伴随生产力的进步，出现了一种工具，便捷了人们的测量，解决了徒步或用尺子不适合远距离测量的问题，这便是有名的记里鼓车，又称记里车、大章车。

轩羲配图：记里鼓车

要谈论记里鼓车，绝对离不开大名鼎鼎的“指南车”。指南车和记里鼓车都位列“卤薄”的车队中，是古代皇帝出行的车队。

“指南车”也叫“司南车”，关于它的传说很多，从黄帝到诸葛亮。然真正“指南车”既非诸葛亮作创，也非张衡所作。

关于“指南车”让人信服的记载还是在晋代以后，《晋书•舆服志》中记载：“司南车，一名指南车，驾四马，其下制如楼，三级；四角金龙衔羽葆；刻木为仙人，衣羽衣，立车上，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。大驾出行，为先启之乘。”

《宋书·礼志》：“其内制如鼓车，设木人于车上，举手指南。车虽回转，所指不移。”

由此可见“指南车”地位之高，位居“导向车”，它走哪，其它车跟哪。但“指南车”并不是用磁铁制造的指南针来定向的车子，而是依靠木制或金属制造的机械运动来指南的车子，其核心部件其实与“记里鼓车”一样，都是齿轮。

“记里鼓车”的历史没有像“指南车”一般传神，起伏沧桑，史志记载也比“指南车”简单得多。

《晋书•舆服志》记载：“记里鼓车，驾四，形制如司南，其中有木人执棰向鼓，行一里则打一棰。”

晋人崔豹所著的《古今注》中亦有类似的记述。由此可知，记里鼓车在晋或晋以前即已发明了。

《宋书·舆服志》也有差不多的记载：“记里车，制如司南，其上有鼓，车行一里，木人辄击一槌。”

“记里鼓车”也是以纯机械运动来计量距离的车，车上也设木人，手里拿着鼓槌，车子每走一里，木人就会敲打一下设在车上的一面鼓。如此一来，便可以较为准确地测量城与城、地与地之间的距离。

《宋书·舆服志》对于“记里鼓车”的制作也写得非常详细，“记里鼓车一名大章车。赤质，四面画花鸟，重台匀栏镂拱。行一里则上层木人击鼓，十里则次层木人击镯。一辕，凤首，驾四马。驾士旧十八人。太宗雍熙四年（公元987年）增为三十人。”

由此可知，记里鼓车的外形十分精美，充分显示出当时手工技艺的高超水平。民国后，也有专家学者按照史志记载进行复制，复制品出世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但对我拥有卫星定向技术的我们，需要传承的是探索“记里鼓车”的精神，而绝非一个陈列的“艺术品”。

轩羲配图“清朝营造尺”

为了解决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很多问题，如郑人测量脚的尺寸，为了推行分田制，为了掌握地域距离和范围等等，从远古时期人们便开始探索长度测量的问题。

商尺的诞生，成为了长度测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，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，更是将作为长度测量工具的尺子带上了历史前进的巨轮上，随着朝代的更替，尺子也发生了各种各种的变化，从材质到长度。

尺子虽然解决了一般的测量问题，但面对远距离的测量，尺子和徒步则显得遥不可及，于是“记里鼓车”便应运而生，解决了远距离测量的难题，也成为了当今社会“计程车”的鼻祖。

总而言之，在众多的古代智慧结晶中，长度测量占着极其重要的一环，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，服务于生产生活，其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的经验、精神，应当得到传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