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沫若（1892～1978）

中国现代文学家、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。原名开贞、字鼎堂。四川省乐山县人。生于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（11月16日）。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。

郭沫若

生平事迹 郭沫若1923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。早年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，成为中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，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。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，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。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，并于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革命失败后，郭于1928年旅居日本，进行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、金文的研究，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开拓者，对古文字学有划时代的重要贡献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，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，继续进先秦时期社会形态和诸子思想的深入研究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郭沫若历任政务院副总理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及全国文联主席、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，并坚持进行学术研究工作。在考古学方面，他不仅将30年代的旧著一一修订重版，而且不断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。他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工作，关心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，对考古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。

郭沫若学识渊博，才华卓著，对学术文化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，被誉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。

甲骨文字的研究 郭沫若于1928年开始进行甲骨文字的研究。1929年夏，先后写成互为表里的《甲骨文字研究》和《卜辞中的古代社会》。前者是通过对一些已释未释的甲骨文字的阐述。来了解商代的生产方式、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。如古代婚姻发展。天神上帝观念起源，商代奴隶的名称、来源、逋逃及身份、升迁，以及天文历数方面的问题，还论及农耕生产、贸易货币及音乐艺术。后者则对商代的生产状况和社会组织，进行了理论性的概括。

《甲骨文字研究》

1933年，郭沫若编辑出版《卜辞通纂》一书，选录已见著录和部分未见著录的甲骨精萃。全书除《别录》部分收录他在日本征集到的129片外，正编所收800片分干支、数字、世系、天象、食货、征伐、略游、杂纂8项，逐片进行简明考释，还在每项之后作一小结。1937年编辑出版的《殷契粹编》一书。则从善斋所藏甲骨中选录1595片，按与前书大体相同的类别编排和考释。两书集中了殷墟科学发掘以前出土甲骨的珍贵部分，所作考释又有很多创获，能够帮助读者由浅入深地系统了解甲骨文字的全面情况，因而迅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重视，至今仍对甲骨学和商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《卜辞通纂》

郭沫若在这两部书中的研究成果很多，例如，从卜辞中辨识沃甲和阳甲，使殷先王世次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解决；通过断片缀合，为王国维提出的先王上甲之后世次应为匚乙匚丙匚丁说增加了确证；释帚为妇，以妇某为人名，进而推定为武丁之妃。他与董作宾同时注意到甲骨文的分期断代问题，对董列举的贞人曾有所补充：在进行较多断片缀合的同时，又提出残辞互补问题等。在甲骨文的卜法、文例和书写方面，他也作了深入的研究。郭沫若晚年，还担任集成性大型甲骨资料汇编《甲骨文合集》的主编，为甲骨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金文和青铜器的研究 郭沫若关于商周金文和青铜器的著作较多，在学术上作出的贡献也最大。他在1929年初步研究西周金文写作《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》，以后的一段时间接连出版了六部专著：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》（1931）、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（1932）、《金文丛考》（1932）、《金文余释之余》（1932）、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》（1934）、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》（1935）等。在《古代铭刻汇考》（1933）和《古代铭刻汇考续编》（1934）二书中，也收入了相当一部分金文研究的论文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他写了《青铜器时代》一文，并对陕西新出土的西周铜器作了研究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对各地出土的许多重要商周铜器，也曾有专文论述。

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》

郭沫若根据可靠资料，科学地概括了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发展，进行了初步分期。他在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中，将中国青铜器时代按铜器形制、花纹、文字（包括文体和字体）三方面的特点，划分成4期。他认为商代末期青铜器制作“已臻美善”，中国青铜器的滥觞时期“尚必在远古”。所分其余3期，相当于商代后期至战国末年，对其发展作了概括的论述。1945年所作论述，又另加战国末年以后的“衰落期”。这样，便使青铜器研究在发掘资料甚少的时候，突破金石学和古器物学的范畴，走上考古学的轨道。

郭沫若还创造了标准器断代法，对两周时期的有铭铜器，特别是西周铜器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。根据标准器断代，就是先选定从铭文可知年代的器物，以这些铭文中的人名事迹线索、文辞体裁、文字风格和器物花纹形制为标尺，对未知年代的器物进行断代。这种开创性的研究，实际上就是把现代考古学方法应用于商周铜器研究，从而取得较大的突破。例如，参考甲骨文资料，考定戊辰彝（肄簋）为帝辛二十年之器，使商代末年从此有了标准器；推断商代铜器中的图形文字为古代国族的名号，即所谓“图腾”的孑遗或转变。

又如，根据器物形制和花纹的对比，否定毛公鼎作于周初的成王或昭穆时期等旧说，将其年代改订为西周晚期的宣王；判定众说纷纭的秦公钟和秦公作于春秋中期偏晚的秦景公时期等。增订后的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，共收西周之器250件，东周之器261件，分别按王世和国别编次，并且整的体系，成为可供古史研究利用的科学资料。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比较法，至今仍为金文研究者所沿用。

郭沫若特别强调图象学的重要意义，指出研究商周铜器的当务之急是对花纹进行分类和断代。他在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》中，按照器类和年代顺序，罗列当时能够找到的图象资料，第一次作成两周铜器的参考图谱。该书的序说《彝器形象学试探》和《青铜器时代》，又曾举例说明铜器形制和花纹的演变情况。

其他方面的研究 郭沫若还对秦刻石等铭刻资料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，著有《石鼓文研究》（1936）、《诅楚文考释》（1947）等。另外，又曾根据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时期王、谢等家墓志，重新提出王羲之《兰亭序帖》的真伪问题，以《兰亭序帖》为唐人依托之作，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热烈讨论。